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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推改革开放十大贡献

商务香港HK.ICXO.COM ( 日期:2006-10-30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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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1月,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霍英东的顾问何铭思主编霍英东文集《我的参与》,并请我作序。我在序中写到:「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关键在被固定了的『价格』两个字上;国家开放大计受到最大阻碍,主要在落后闭塞的环境里。所以,率先筹建高级涉外宾馆,挑动解除价格束缚之战,以路通财通思想在南国水乡开放前沿带头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交通网络建成,是三件对改革开放实际进程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这三件大事,一一留下霍英东不可磨灭的功绩。」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就是霍英东对改革开放所作的三件主要贡献了。那段话还不时被人引用。

    2005年1月10日,泛珠三角洲及世贸伙伴合作研讨会在广州南沙大酒店开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在会上致词时说到霍英东:「他作为一名卓越超凡的工商钜子,敢于第一个把市场机制中的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和企业竞争的技巧引入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中国内地。在中山度假村全面开放度假,各种食品、日用商品,价格随行就市,一瓶啤酒从四角钱卖到四块钱。价格机制撬动了当时严格的产品限量供应和价格管制。他带头建造的路桥开始了收费,修建的五星级宾馆让人们自由进出,这些市场经济的新鲜事物对内地人民来说,不啻是一次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深刻教诲和启发。」

    当面向总理提土地有偿使用

    我非常高兴听到胡德平这段讲话。因为第一,胡德平所说正是对内地早期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价格、市场、高级宾馆三件大事。只是他的表述比我更具体;第二,霍英东在做这三件大事时,正是被认为「中国共产党革故鼎新时期的领袖人物中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胡耀邦主政之时,作为胡耀邦公子的胡德平,对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所作贡献的评价不仅真实,而且是当时中央坚持改革开放方面的精神反映。第三,胡德平接著讲:「今天,霍英东副主席又和美国世贸中心协会杜苏里总裁在参与南沙开发中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它的主旨,就是促进泛珠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增长,要和全世界做生意,其气魄之宏大,让世人敬佩不已。」这是说,霍英东对内地改革开放的贡献有未说完的话。

    我意识到有重要的话未说完是在2004年7月18日。那天南沙大酒店试业检查。简短仪式后,香港几位记者采访霍英东。霍英东对记者讲话时,忽然讲到内地房改和土地有偿使用问题。此事断断续续听霍英东讲过几次。但我一时并不在意。

    但这次不同,中国土地出了许多许多问题,我已关注过一段时间。这次听霍英东再讲,脑袋突然一震。心想,原来的「三件大事」说可能有大疏漏。记者采访结束后,我随即询问霍先生。霍先生在他的房间交给我两份材料:《最早提出建商品房和有偿使用土地的建议》。材料记录了他最早向赵紫阳总理建议搞房改和土地有偿使用的事情。

    1981年10月12日,赵紫阳到中山温泉宾馆视察。对著一片优美亮丽的新房子,霍英东跟赵紫阳讲到住房问题:「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职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调动就要搬走,死后更不能留给儿女。每人一套房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和个人,两头都难做。这是计划经济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香港也曾试行分房制。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分了房,死后房价不知涨了多少倍,用全部退休金也买不起。他的儿子只好搬走。」

    接著霍英东就向赵紫阳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

    面对霍英东大胆而可怕的建议,当时身为总理的赵紫阳也感到茫无头绪。在随后的见面中,赵紫阳就商品房的事问霍英东:「使用期多少年?」

    霍英东说:「按香港惯例,九十九年。」

    「那是殖民地」。赵紫阳明显感到有压力。

    霍英东又说:「可以定七十五年。」

    积极主张改革的赵紫阳,这时也不出声了。稍停之后,他反而小声偷偷告诉霍英东:「我们的铁锅、火柴明天起价。火柴不得了,涨价百分之五十,从两分钱一盒涨为三分。」

    赵紫阳正在组织闯物价关。如果霍英东不是跟他讲过房子和土地问题,赵紫阳可能会问中山温泉的面包问题。因为中国物价改革是从中山温泉宾馆的面包开始。霍英东在回忆赵紫阳这一讲话时,眼睛闪著精光。

    后来赵紫阳明确说,关于商品房的知识,是霍英东告诉他的。霍英东的建议,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被正式接受。当时人大通过决议,土地有偿使用期限定为七十年。

    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

    广州白天鹅宾馆连续多年获得中国高级宾馆多少强之首。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志是拥有十几项全国第一的纪录。那是就宾馆业务评比来说的。其实在我看来,白天鹅所有的十几项「第一」,加起还不如这项纪录重要:中国第一个房改试验地。

    霍英东关于内地应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建议,其实在1979年便向政府提出了。这在广州市政府文件上有证明。1979年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旅游工程考察小组到香港考察。2月2日,林西在写给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的报告中提到霍英东最早提出搞商品房的建议。其中特别写到:「霍英东先生等建议,目前有许多侨胞都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而国内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慢。建议在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了侨胞的要求,又减轻了广州住房的紧张,本息用补偿办法偿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可取」。

    可惜霍英东当时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林西等认为「可取」的东西,在上层遇到巨大阻力。霍英东走得太快了。那时当局正处在普遍困惑之中。所以,连赵紫阳也只能讲火柴涨价「不得了」。

    1992年世界银行有专题报告《中国城镇土地的经营管理:在市场经济形成中面临的选择》,可以再次看到霍英东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建议及其所受阻力的影子。该报告指出:政府「在1982年就开始要对国内的土地使用者收费。但是这个倡议受到了引进市场『价格』将使国营企业『无力承受』这一压倒性的关切所阻挡。」又说:「地方政府特别是1988年以后,开始采用更为实际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出售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不仅能获得外汇收入,也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在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里说的「倡议」和从香港「借鉴」都跟霍英东直接有关。而霍英东的建议正式被接受,已经是1988年之后的事了。

    世界银行的报告者不知道,土地有偿使用建议最大阻力不是国营企业的「无力承受」,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尖锐冲突和腐败权力广泛介入。最简单清楚的例子可以从海南洋浦中看到。1988年3月人大正式通过七十年土地有偿使用法案,4月海南建省,5月海南政府便传出与熊谷组合作开发洋浦的消息。但也只是议论。正是十划还未有一撇。1989年1月,一些赶到洋浦的「考察」者指责洋浦租地七十年给外商为「丧权辱国」的「新国耻」,是「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卖国」行为。随后在北京两会上更有二百余名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反对「卖国」。于是,洋浦泡汤。

    处于海洋第一线,占有中国海洋面积三分之二的海南省,就此错过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至今仍处于后发地区位置。海南轰动一时要成为中国最大特区的热潮,被意识形态的冰块冻结了。海南希望追赶台湾的梦想,刚开始就破灭了,一些指责者竟不知道自己的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在洋浦开发传闻之前,霍英东早已密锣紧鼓筹划开发广州南沙。那不是荒岛角落,而是珠三角中心,是当年因肇始鸦片战争导致「丧权辱国」之地。

    率先在宾馆搞开放物价

    要知,租地给外商开发,正是霍英东几年前向赵紫阳提出的建议。「七十年」也是从霍英东的「九十九年」、「也可以七十五年」中来。洋浦合作开发部分二十七平方公里(到2001年几经转手,实际开发十八平方公里);小南沙二十二平方公里。1989年初北京两会,霍英东亦在场。那时,他正从全国政协常委升任全国人大常委。如果霍英东了解有的提案其实也是向他兴师问罪,不知后来他还敢不敢继续搞南沙。更不知那批智性自满的委员为什么没有直接向霍英东开炮。总之在这里,霍英东「胆大妄为」的表现,远在他搞高级宾馆、开放物价和过桥收费之上。

    价格改革是霍英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最早推动的东西。霍英东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也跟白天鹅宾馆有关。我总觉得,这两家宾馆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中的意义远未被充分说明。有一位现在巴黎大学工作的法国朋友曾对我说,如果通过白天鹅宾馆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个非常好的题目。

    霍英东为什么从1979起便一再向政府提出他的大胆建议呢?一个直接原因出自白天鹅宾馆员工。白天鹅宾馆,原只是个贷款项目。1979年注资动工后,霍英东意识到完全放手内地人去搞会出毛病,便在1982年4月1日致函广东旅游局和刘田夫省长及梁威林副省长,建议把白天鹅的贷款改为合股。并白纸黑字声明:「绝不计较将来利益多寡,将全部收益用于国内再投资或捐赠于教育、医疗及其它公益事业。」五天后,何铭思的老上司梁威林批示:「田夫同志已同意,我也同意。」于是,霍英东便自己动手搞白天鹅宾馆。

    从赵紫阳到焦林义,当时对霍英东的房改建议都要被迫压下。但霍英东自己不可以「压下」。白天鹅宾馆一搞,当年周恩来关于「三十层以上高楼天台要装高射炮」的规定可以顶著不办,三千多员工住房问题不能不管。如果没有适当办法解决,几千员工迟早会拿著国家政策向老板要房子。

    霍英东在1984年成立基金会著手实施一系列捐赠项目同时,一直计划如何解决白天鹅宾馆员工住房问题。1988年初,人大刚通过土地有偿使用期七十年的决定。白天鹅宾馆由中方主持匆匆在海珠区建了一百五十多套房子,结果只有少数高级管理人员受益,反而影响了几千员工的情绪。

    霍英东知道后马上想到要通过白天鹅搞商品房改革,为社会提供经验。并立即写信给白天鹅宾馆总经理杨小鹏,提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方案:用自己在宾馆的收益作基金,贷款建房,以福利补贴方式出售给员工。以当时价格计算,五万元可购一套房。宾馆给员工每人每月补贴三百元,三年便超过一万元,可作供楼款用。不供楼的员工也可以将补贴收为己有。几年后,回收的贷款资金又可循环运用。这样便可以解决所有员工的住房问题。

    随后,10月29日,霍英东致函白天鹅宾馆的中方主管广东省旅游局,再次明确提出:「今后本人在白天鹅宾馆的收益请宾馆代为储存,以便成立一个基金,作为长期性解决白天鹅全体职工住房及福利计划之用。以此响应国家房屋改革计划。并深信此举将有利于白天鹅长期发展」。同时送上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具体实施方案。

    解决这类问题,霍英东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屈一指大行家。他所用就是「楼花」方法。这种方法属他发明创造是众所周知。但自1954年以来,这一发明创造的巨大意义,不要说在内地,我相信在香港也远未被充分说明。

    虽然远在公元1530年,黎巴嫩的贝鲁特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便开始有商品的期货交易。但四百多年来,期货交易一直只是少数人的纯投机买卖游戏,始终没有产生过全社会性的、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楼花的出现完全不同。在商品的期货交易中,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楼花有期货的性质,又不同于一般的期货。有些地方(如北京),期房售价比现房还贵。买卖双方都说,那是「卖梦想」。楼花不仅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新奇相接的一个全新创造,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第一个有重大价值的知识产品,将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必须从这里写起;楼花不仅为亿万民众提早半世解决人生安居乐业的大难题,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创造出最多亿万富豪的一个产业;楼花是当代许多经济发展奇迹、许多现代城市变化图景、许多善长人翁故事,得以一一出现的基础。我想,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来说,能跟发明「楼花」相比的诺贝尔奖项目也没有几个。

    发明楼花意义巨大

    堂堂一幢大楼,连影子都未有,在空地上挂个图,便要「分层出售」。竟又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社会效用。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竟然出自香港中国人之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惜几十年过去了,世人却至今未能认识其巨大意义。

    怎么会这样?尤其在长期靠楼市撑起的香港。如今一张旧东藩汇理银行股票持有证,一封从巴黎寄到香港的旧邮件,一份大英圣书公会当年的捐款征信录,甚至二十世纪初一份屈臣氏大药房月份牌、一张永安公司广告海报、一件新娘礼服、一双缠足鞋、一部电话、一个望远镜、一个眼镜、一顶草帽、一个香烟盒、一个剃刀盒,都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珍藏宝物。为什么1954年以来,天天有人借楼花赚大钱,却少有人关注楼花这一发明创造的非凡意义?

    原在油麻地四方街与东莞街之间避风塘前,作为世界第一座「楼花」出售的那栋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大富豪、对香港市民有巨大贡献体现的小房子,今天在哪里?我曾为此向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咨询。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助理馆长卢秀丽女士给我一个很好的回覆。特记如下:

    在八十年代末,政府积极推行旧区重建,而房协自七十年代初已配合政府而推出「市区改善计划」。政府当时把油麻地利达街及祥瑞街的重建项目,交由房协筹办,并兴建屋宇。

    利达街及祥瑞街一带,全是五十年代初兴建的四至五层高民宅。房协重建该区时,拆卸全部旧楼并在两条街的范围闢出一个地盘,是故今天是没有利达街及祥瑞街的。稍后,房协在该处兴建了骏发花园第一期的四座大厦,在九一年中落成,为「市区改善计划出售单位」。

    香港人可能对「楼花」太熟悉,竟至毫不在意了。香港人了不起的世界级大发明「楼花」第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见证物不见了,变成一个水泥「花园」。

    政府与房协就这样联手「改善」香港社区!最后只改剩银行存款数字了。

    当年那份为推出楼花而作的最早图纸及其「分层出售说明书」,那份就其创造性价值来说人类社会罕有可比的精神产物,那份远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前便奇特地出现的真正知识产品,如今还无声无息地躺在霍英东集团的文件柜中。这真是难以置信的事。

    许多作家写过霍英东,关注最多的是他的困苦童年、艰难创业、无私捐赠和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也有涉及他独特性格和探索精神的。只是很少研究过他的发明创造工作。楼花是个极重要例子。而且可以说,「楼花」是霍英东所有发明创造性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霍英东对香港、对社会、对世人最大的一项贡献。

    从历史上说,农业社会出财主,工业社会出富豪,信息社会出英豪。霍英东仅仅因为发明楼花一项,便使他不仅成为富豪,而且是知识产业界先行的英豪。用诗人爱讲的话说:「楼花」可能是香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如果特区政府有关人员有足够眼光,应尽快审视这些资料。

    许多发明创造有很多偶然性因素。但楼花不同。这项发明创造在香港出现有特别原因。现在能想到的,简单说是三条:

    一是抗战期间香港居屋最高只有四层,且四分之一到近三分之一(二万多座)被毁,十七万人无家可归。(谢永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明报社,1994年,第350页);

    二是从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后代,内地大批人涌入香港。1945年,香港只剩六万五千人,46年恢复到接近41年的水平为一百五十五万人(约每月十万人返回),从47年起到81年,香港人口大致是以每年十万的速度增加,增速非常稳定(51年为二百零二万,56年为二百六十一万,61年为三百一十七万,66年为三百七十三万,71年为四百零五万,76年为四百四十四万,81年达五百一十五万)。一个弹丸之地,人口以此等规模增长,居然长达三十五年不变,也是人类史上所仅见。

    外国学者拜访霍老

    三是香港出了一批从底层走出来的精明企业家。霍英东就是他们的一个代表。

    这三条,一条比一条重要。因为第一二项条件,很多地方都出现过,为什么楼花偏在中国人身上出现,偏在香港出现,偏在从底层走出来的企业家中出现,偏在霍英东脑袋里出现,可能是隐藏著深层环境和文化关系的问题。特别涉及到奇特的产权构思问题,直到现在,还有西方国家,尤其是产权意识特别强的国家,仍然不肯接受「楼花」方法。他们认为,像「楼花」那样割法,还有「产权」吗?电梯费怎样分得清?不仅分段、分层、分套、地上、地下、车库可以分售,而且连楼顶、外墙广告位都可以分开出售。对强调法理产权的西方人来说,有点匪夷所思。那情形,就像迟至十八世纪许多欧洲人仍不肯接受「负数」概念一样。当时他们认为「比零还小」是荒谬的想法。日本学者就曾成群结队地拜访霍英东,研究他发明楼花时,究竟是怎样想的。

    为什么会想到楼花的事,我曾问过霍英东。他的回答很简单:「那时到处楼梯底、骑楼底都睡满人」。

    看来,这件事还是缺乏研究。「骑楼」建筑,是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引入的,相信欧洲人在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时,也有过不少人睡骑楼底的状况。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人发明「楼花」?

    许多发明者,开始时都未明白自己发明的巨大意义。我想霍英东对自己发明的意义,也是晚年才认识到。南沙大酒店开业前后,霍英东正处重病之中,有些问题他想自己写出来,第一个要写的就是土地和商品房问题,里面就专门提到楼花。这里暂且放下。
 

来源:大公报
作者:何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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